中国文化有一个永远的痛点，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堕落与退化。可以不客气地讲，中国自战国先秦时期的开始的学术风潮以及技术发展，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彻底地，全面地，毁灭性地打击。中国，进入一个用文字开始扯淡的国家，可以说，就是自此而来的。

近十几年，为了彰显“文化自信”，一些文人们开始包装“魏晋风骨”。可是，什么是魏晋文人的风骨呢？彻夜饮酒寻欢，吃喝玩乐无一不精，清谈玄学过弄玄虚，为求长生天天服药（毒）。这就是所谓魏晋名士的生活与追求。诗赋文章不再用来言志明理，而是换酒狎妓；占着官职拿着俸禄不干正事，却去画鹅卖字。好好的道门，被他们搞成了神仙故事，害得之后千余年道家成了鸡犬升天的笑柄。出自医家的丹术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制毒工艺。

躲避，逃离，放荡，带来的一定是懦弱，绵延百年的懦弱。于是，五胡乱华，中原涂炭，血流成河。中国正史上人吃人的时代，就在于此。

这一切，为什么会发生？

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啊！

西汉的士子们，投笔从戎，骑在骏马上赶着匈奴到处跑

东汉的士子们，清议天下，虽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

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什么打断了魏晋士子的脊梁？也许，是一场大瘟疫，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。

东汉末年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瘟疫多发期，到建安二十七年为止，在164年的历史中，常常能够看到瘟疫横行这四个字。黄巾军的起义，也是如此。

三国时期的文人们，仍然秉承着汉代文人家国天下的情怀，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，对时局的忧心，对战乱与疾病中百姓的关切，随处可见。这个时期天下的文风之首为“建安七子”。

说到“建安七子”，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们了。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，这七个本应当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，如七颗闪亮的流星陨落人间，连其著作也遗失大半。仅从遗留的小部分诗文来看，他们如果能够颐享天年，必然会将中国的诗歌，散文乃至整个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在他们的诗词文章中，看不到一丝颓废与逃避，倒是如王粲《七哀诗》中那样，充满了对百姓疾苦与离乱的关切。

建安文风，如果能够流传下去，必然会带动一批文人继承两汉文人不惧权贵，为民发声的传统。可是，这一切，都在建安二十二年，戛然而止。

汉书：“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，大疫”

这一句话的后面，是中原与荆襄地区十室九空，哀鸿遍野。曹植的《说疫气》记载："疠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"瘟疫不管阶级，无论官职，四处横行。百姓身亡有之，高官亡故亦有之。朝野上下，人心惶惶。

建安二十二年，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跟随夏侯惇和臧霸征吴，半途之中军中出现了瘟疫，司马朗体恤部下，亲自巡视发药，后感染瘟疫而亡。

建安二十二年，曹丕给王朗信中说：“生有七尺之形，死唯一棺之土，唯立德扬名，可以不朽，其次莫如著篇籍。疫疠数起，士人凋落，余独何人，能全其寿？”王公贵族尚且如此惶惶，何况市井小民乎？

建安二十二年，建安七子中除了先期去世的孔融，阮瑀之外的五人，全部在这一年死于瘟疫。也就是说，建安二十二年的这一场瘟疫，让“建安七子”成为了文坛绝唱。

2018年，当我走在襄阳城头纪念王粲的“仲宣楼”下时，曾感叹如果没有这一场瘟疫，也许中国的文人不会走上一条自私与懦弱的道路。建安七子那华美与写实并举的文风，或将成为永世不会磨灭的风景。

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，前后延绵了七八年。自此后，中原文人的文字中少了对天下苍生的关怀，多了悼亡与自怜的诗句。文人们开始关注生命了，不是别人的生命，而是自己的生命。饮酒作乐，奢侈贪腐，是因为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编造神仙，谈弄玄学，只是为了长生不老。至于服食丹药（毒药），更是希望玩得尽兴，死后成仙。

这，就是所谓“魏晋风骨”的来源与本质，两个字就可以道尽：怕死。

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，打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。那么，如今的疫情会带来什么呢？